明清两代，无论商贸资本还是金融资本，在中国十大商帮中，晋商都独占鳌头，并左右着中国经济命脉的运转，一度曾支撑着清廷的统治。晋商不仅开创了东渡日本、北达俄蒙、西越天山、南抵东南亚诸国开展外贸的辉煌历史，山西票号一经产生，更是迅即汇通天下，利赖九州。然而，英、法、美、德、俄、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，强行打开了中国国门，并强行将晋商拖进了世界经济大市场的竞争中。晋商很快惨败出局，缩回山西，一蹶不振。
晋商的成功和失败，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，至今人们仍然在为这段历史而深思。
晋商的兴起，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。到清同治、光绪年间，山西票号发展到黄金时期。山西票号总数发展到33家，在国内设立分号的地方达到80多处，雄厚的资本也达到了顶峰。稍后，山西票号在国内外的总号和分号数也发展到了400处，遍布全国，盈利空前。山西票号促进了山西乃至全国的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，加快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，加速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，为中国未来培养了一大批理财人物，在中国金融史上做出了贡献。
然而，鸦片战争后，英、法、美、德、俄、日在中国取得了种种特权，大机器生产的物美价廉的洋货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，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小手工业小作坊的生产，使晋商利源始渐枯竭，亏欠加重，开始走向衰败。
晋商首先受到的冲击来自于当时的俄国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俄商在中俄《天津条约》、《北京条约》、《中俄陆路通商章程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护佑下，首先获得进入库伦、喀什噶尔、乌里雅苏台等处进行贸易的权利，并享受免税等特权；此外，还攫取了上海、宁波、福州、厦门、广州、台湾、琼州等七处海口通商权；并获得了在天津比各国低1/3税率的通商特权，还可以沿途售货，也可转口贸易及收购中国土特产品。
据此，俄商势力逐渐深入到了中国各地，直接推销其工业产品并收购中国土特产品，也就不需要再与恰克图（明清时期中俄贸易集散地，一直为山西商人垄断）的晋商进行贸易，使晋商垄断的恰克图的生意一落千丈。同治二年（1863）之前，中俄边境市场上，山西行庄大约有100个，此后日渐衰减到4个。
晋商为挽回中俄贸易秃势，遂向俄国腹地进军。他们先后在莫斯科、多木斯克、耶尔古特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设立了分庄。仅以输出茶叶一项为例，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（同治八年，即公元1869年），向俄输出11万担，同治十年（1817）达20万担，较俄商在华直接贩茶多一倍。
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前后，俄商在汉口、九江、福州等地建起制造砖茶的工厂，使用蒸汽机代替了手压机，在成本、质量、产量上与晋商展开竞争。
光绪三十年（1905），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，俄商经海参威转铁路运输极为便利，且运费低廉。相较之下，晋商对俄贸易劣势更加明显。
清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俄国政府违背两国规定，对在俄华商课以重税，遏制华商在俄贸易，致使晋商生意萧条。不久，俄国爆发十月革命，外蒙古宣布独立，晋商在俄蒙的资产全被没收，损失白银约有数百万两。
此外，晋商在恰克图及俄国境内经商积累的大量俄钞“羌帖”的贬值及废弃，也损失巨大，锦泰亨一家仅此一项亏款即达白银27万两计。俄蒙市场的丧失，使晋商蒙受了致命的打击。
当晋商与俄商在北路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，英、德、日、美、法、荷等国的53家洋行陆续入晋倾销洋货，收购原料。洋货入晋种类繁多，日用、百货、五金、食品无所不包。
外商的入侵，使山西许多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，自然经济迅速解体。在洋布倾销下，山西手工纺织行纷纷破产，土布年产量由鸦片战争前的1000万匹锐减到230万匹。行销全国的长治荫城镇的铁货，由每年1000多万两白银的交易额，下跌到光绪三十三年的200万两。至于其他手工业，也和纺织业、冶铁业一样，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洋货的冲击。晋商在外商南北两路夹击下，失去了昔日的辉煌。
晋商的衰败，除上述种种原因外，大略还有如下几种原因。就客观而言，国内时局的动荡，战乱频繁；清政府巧立名目，重税杂费的压榨，都使晋商不堪负重。
除客观原因外，晋商也有许多注定必将衰落的其自身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因素，如对先进科技和工农业大机器生产缺乏认知；资本运作意识不足；经营上因循守旧、墨守陈规陋习，不敢大胆地引进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手段。特别在票号业上，官商结合，官款利用太多，当经济危机到来时，放款收不回来，存款被逼而提……所以，辛亥革命一经爆发，晋商也便成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殉葬者，倾刻衰败下去，永远失去了它闪耀了500年的光辉。
演绎晋商百年兴衰史的话剧《立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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